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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体育仲裁院之体育仲裁
来源:中国仲裁律师网      

20世纪80年代初,运动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各国国内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体育运动组织之间的法律纠纷日趋增多,从而,寻求一个具有终局性的、权威并且中立的解决机制的需要凸显出来。在这种形势下,奥林匹克运动组织决定创设一个终局性的、且具约束力的仲裁院来解决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纠纷,其中包括兴奋剂案件。
1983年4月6日国际奥委会(ioc)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全会中成立了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1]从那时起,这个仲裁院就开始着手处理体育方面的纠纷,这些纠纷均带有私法性质。仲裁院具有一个既简单又独立且富有成效的体育司法系统,它为解决全世界的运动员和体育联合会之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裁判机关。它还可以一致地适用不同体育组织的规定以及全世界通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规则》[2]。到目前,仲裁院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普遍性原则,这些原则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会被视为“体育法”(lex sportiva)[3]的规则。
尽管cas已有一定的发展和成绩,但是某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fs)[4]并未接纳这一争端解决机制。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aaf)在1982年雅典全会期间,设立了一个名为“专门仲裁庭”的机构,意欲使之成为一个终局性的有约束力的国际体育仲裁庭,以此解决田径运动中所发生的体育纠纷。这个仲裁庭于1985年开始运作。一年后,cas也开展了它的仲裁活动。至今为止,后者的影响力已超过了前者,成为了裁决体育争端的重要机构。从1996年起,cas已经受理并裁决过26件有关奥运会的仲裁申请,在奥运会之外其所裁决的案件数是这个数目的十多倍。另一方面,iaaf的仲裁庭到1999年年底也已裁决了15件案子。[5]在2001年8月加拿大阿尔伯达省(alberta)的埃德蒙顿市(edmonton)的全会上它还通过了一项接受cas的管辖权的决定。[6]
一、cas的功能
cas独立于其他所有体育组织进行仲裁。为仲裁其制定了一套相关规则,即《体育仲裁院仲裁章程与规则》[7](后面简称为“规则”),并将之运用于体育纠纷的裁决之中。此规则由两个部分组成,即体育仲裁院章程(s1—s26)和程序规则(r27—69)。其中,r58条规定了“仲裁庭应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可适用的规定及法律规则决定争议;[8]或如无此选择,则根据做出该被上诉的决定的联合会、协会或体育组织所在国的法律决定”。通过这种方式,cas便在这些可适用的法律的基础上做出判决,并促进了全球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这种发展也与全球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符合一致,同时,也为自身体制的健全而制订出了体育法的普遍原则。[9]
cas的运作采用两种不同的仲裁程序,即(1)普通程序(2)上诉程序。此外,cas的管理机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简称icas),遵循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第s6条第8项创立了一个临时仲裁机构(ad hoc division,简称ahd)。从亚特兰大百年奥运开始,该仲裁机构就一直在运行(包括每一届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10]它依照规则中的所有条款以及为每届奥运会所制订的特殊附加条款来进行裁决。[11]
cas一方面运用强有力的法律控制手段,另一方面又对相互冲突的规则及法律理论进行协调、选择,从而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种公平、公正的法律机制。本文拟在对cas在悉尼的临时仲裁机构的仲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涉及国际仲裁的法律问题予以重点关注。[12]虽然此类问题是以体育为其背景的,但是在整个国际仲裁的法律体系中却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
二、cas的裁决以及国际仲裁法律的相关问题
cas致力于世界范围内体育法律体系的发展。cas在大洋洲的分院于悉尼奥运会召开之前曾对一起纠纷作出过裁决,因一方当事人对裁决不服,便向新南威尔士地方法院提起上诉。[13]该法院的判决和ahd的裁决反映了cas的裁决已具成熟,也反映了体育法上的议题与国际仲裁法上的议题是如何结合起来的。该裁决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仲裁地点的问题 ;(2)仲裁裁决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当事人的影响问题;(3)仲裁庭的管辖权限问题;(4)审判模式的问题;(5)国内法院的判决对国际仲裁裁决的影响问题;(6)cas的裁决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7)有关举证责任和证明效力的司法解释问题。本文着重于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并期望能阐明存在于国际体育仲裁中的普遍性问题。
(一)仲裁地点
程序规则中的第28条规则规定了cas的总部在瑞士洛桑,但在其他地方也设立了仲裁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均可直接进行仲裁。cas在美国纽约(以前是在丹佛)[14]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都设有分支机构。
仲裁庭的地点主要有两个影响:它被视为连结国际体育仲裁和仲裁所在地的国内法规的纽带,另外,有时还涉及到以仲裁地的法律作为仲裁依据的问题,在当事方不服从判决时可以强制执行仲裁裁决。
所有向cas提出仲裁申请的纠纷,不管是来自cas的临时仲裁机构或普通仲裁部门,还是cas的上诉仲裁部门,都统一适用瑞士的国内法。因此,不管审讯地在何处,从仲裁程序适用的法规和瑞士国内法两方面来说,它们是一个统一的体系。[15]
瑞士国内法对cas裁决的上诉程序的规定与国际仲裁的法律规定大体一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第182条第3项)要求仲裁员依法给予正当裁决。在相同章节中,第190条规定了当事方对裁决提出异议的法律救济方式。[16]
仲裁地确定为洛桑意味着将cas在各地的仲裁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内。cas选择悉尼作为其在大洋洲的开庭地,这说明了新南威尔士的地方法院只对本州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有审查权。
在悉尼奥运会开始之前,cas审理了大量关于奥运参赛队伍选拔的案件。其中有一案先是由cas的大洋洲分院进行裁决,此外后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也做出过裁决,此案体现出了一些仲裁中所存在的也是较重要的法律问题。[17]
拉古兹(raguz)和苏利文(sullivan)是澳大利亚的两位柔道运动员。她们为代表出席奥运会女子52公斤级的小组比赛而参加了赛前选拔。起先,澳大利亚柔道项目国内联合会选定拉古兹作为参赛代表。苏利文因不满该决定,便依据该国内联合会的内部规定在联合会内提出仲裁申请,但被驳回。接着她又上诉至cas的大洋洲分院,同时还将国内联合会及其内部仲裁庭列为被申诉者,拉古兹为第三方当事人。在这次仲裁中,cas推翻了之前的国内联合会的判决,并裁决苏利文为参赛选手。事后,拉古兹不服该裁决,并就此份裁决中的一个程序问题向新南威尔士地方法院提起申诉。此申请后来被移交给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其认为在cas进行仲裁的过程中,当事方之间已达成一协议,而该协议不允许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上诉。按照澳大利亚《商事仲裁法》[18]的规定,上诉法院只能对本国国内的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因而,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认为cas(无论是其总部还是分院)所作的裁决都应当被视为是在瑞士洛桑,就此案而言,cas的大洋洲分院所作的裁决并非为澳大利亚的国内裁决,当地的法院也就无权对它进行审查。这表明了仲裁协议不仅仅是为澳大利亚,也为其他的国家预设了仲裁裁决的机制。[19]
就所有国际仲裁而言,一国国内法院是否有权对仲裁的裁决进行司法审查,通常是依据仲裁庭所在地的法律规定而确定的。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认为仲裁地是仲裁庭所在地的法律、当事方与瑞士国内法之间的法律连结点。实际上,该法院是认为当事方之间已经排除了澳大利亚国内法院对cas裁决的司法审查,并确认了瑞士的国内法是指导和进行仲裁的法律依据。[20]
该份新南威尔士法院的判决体现了以瑞士洛桑作为cas所有仲裁的仲裁地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样一项规定并不能削弱地方法院对仲裁员正当运用法律的约束。[21]
(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
cas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与体育相关的纠纷,它的仲裁不受任何其他体育组织的干涉。《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中第s1条规定了cas“仅在联合会、协会或其他体育组织的章程或规定或特殊协议约定的情况下”确立对仲裁的管辖权。[22]因此,cas的仲裁就如大部分仲裁一样,是建立在契约性协议的基础上。另外,它涉及到仲裁裁决对第三方当事人的影响问题,此问题相当复杂。但很明显的是,仲裁裁决可能对未参与仲裁的第三方造成严重的后果。《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以及奥运会特殊规则中都规定了cas的每个仲裁庭对其所受理的每一案件都具有完全的管辖权,如它认为合适,它就能自主地组织仲裁程序及其运行。[23]因此,针对这个问题,cas在悉尼奥运会的仲裁实践中采取了这一做法,即若有裁决涉及第三方利益时,应告知第三方有关事项。在拉古兹案[24],皮里兹(perez)三部曲案件[25]以及米兰达(miranda)两部曲案件[26]的仲裁中均反映了cas的裁决对第三方当事人的约束的问题。
拉古兹案中,当苏利文女士向cas的大洋洲分院提出仲裁申请时,这个选拔纠纷便开始进入仲裁程序。其间,拉古兹是作为第三方当事人参与仲裁的。随后,拉古兹向新南威尔士的法院上诉,法院认为在上一次的仲裁中拉古兹已是争议的一当事方,因此,她要受体育运动组织与其运动员之间签署的一连串契约性协议的拘束。[27]照这样,cas的裁决对拉古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拉古兹也不得提起上诉。
皮里兹案和米兰达案牵涉到了奥林匹克宪章的第46条规定。古巴奥委会(coc)根据这项规定,试图阻止皮里兹和米兰达参加奥运比赛。由此所引起的争端被提交给cas进行仲裁。
在皮里兹系列案件的第一案中,皮里兹是以证人的角色出席法庭。该案裁决,美国奥委会(usoc)——代表皮里兹的利益——败诉。由于皮里兹并未实际参与仲裁,因此他可另外以当事人的身份独立地向cas提出仲裁申请,并就该案的实体部分提起上诉。这样便导致第二案的发生,它解决了许多存在于第一案中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既判力原则[28]。最终,皮里兹获得胜诉。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皮里兹在第一案中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仲裁的话,那么,仲裁庭便不会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再审了。[29]如事实所示,皮里兹在第一案中不是当事人,当事方为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但是,在前两案中古巴奥委会作为被申诉一方却拒绝出庭。不过到后来,古巴奥委会还是改变了它的态度,并就奥林匹克宪章第46条向ahd的另一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这便是第三案。在此案的审理中,仲裁庭认为,由于古巴奥委会是前两案的当事方,因此它不能违反禁止反言原则[30]而再次提起上诉。
米兰达两部曲案件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与皮里兹三部曲中的问题相类似。在加入加拿大的国籍之前,米兰达和皮里兹同样都是古巴籍运动员,并且,同样都是因为国籍的问题而与原国籍国的奥委会发生了纠纷。米兰达在第一案中是败诉了。随后,受皮里兹第二案的影响,加拿大奥委会(coa)接着也向cas奥运会临时仲裁机构提起了上诉,此案即为米兰达第二案。由于米兰达的具体情况与皮里兹的有差异,他并没有被剥夺掉古巴的公民权,所以两案的裁决亦不同,在第二案中加拿大奥委会败诉了。
这些各式各样的仲裁申请中有许多问题都与奥林匹克宪章第46条规定有关,而且它们也都涉及到了既判力原则(已决事项不再受理)和禁止反言两个方面。cas的裁决表明了它可以接受任何相关当事方的申请,即使申请中的有关问题已经被审查过。但是,如皮里兹第三案中所阐述的一样,只要利益相关的当事方已经接到通知,并参与了仲裁,那么,仲裁庭的裁决将一直对那一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并且他们也不得再次就同一案件提起上诉。
一项cas的裁决对第三方当事人的约束力的问题触及到了cas仲裁协议的核心部分。尽管仲裁庭在临时仲裁机构的实践中(ad hoc basis)对此问题作了解答,但要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cas的规则以及奥运特殊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cas在实践中及其裁决中的做法获得了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的支持,而且这种做法在解决第三方当事人中的相关问题时将被继续沿用。[31]
(三)仲裁庭的管辖权限
cas在悉尼奥运会间所制订的仲裁程序的特殊规则[32]的第一条规定了,从2000年9月5日至10月1日期间所产生的纠纷均由cas悉尼临时仲裁机构来进行裁决(《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以及运动员在参加奥运赛之前所签署的报名表中都有这一仲裁条款)[33]。ahd对ifs在奥运期间的比赛具有管辖权,后者在其章程中亦规定了它将接受前者的管辖。但也有例外,比如iaaf,在向悉尼的ahd提出申请的15件案子[34]中有3件都与它有关。
iaaf的仲裁庭是其组织内部的一个纠纷裁决机构,它仅仅对iaaf内部的纠纷具有管辖权,这些纠纷包括组织内各成员对运动规则的制定,以及组织对运动员上诉的裁决。而iaaf仲裁庭在这方面的管辖权与cas临时仲裁庭的管辖产生了冲突。
博曼(dieter baumann)是一名德国的长跑运动员。他曾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5000米长跑比赛中获得冠军。在比赛中他被指控为服用兴奋剂,但德国田径联合会(dlv)(iaaf组织的一成员)马上证实了他是清白的,因此国际奥委会还是准许其参加悉尼奥运会。iaaf则认为德国田径联合会在药检方面有错误,于是它向自己所在悉尼的一个专门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35]2000年9月18日,仲裁庭根据iaaf规章的第60条第二款规定,发现确实存在违禁的事实,并认为对博曼施以2年的禁赛是符合iaaf的规定,从而该仲裁庭撤消了dlv的裁决。应iaaf的请求,国际奥委会取消了博曼的参赛资格。由于博曼在iaaf的仲裁中未参与仲裁,因此他将此案上诉至cas的临时仲裁机构。根据运动员在赛前所签署的报名表中的一项仲裁规定,ahd受理了此案。iaaf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抗议cas的管辖,并声称在其章程中并没有承认cas的管辖权的规定,同时,它自己的内部仲裁机构已经做出了一个终局的裁决。
cas的临时仲裁机构驳回了iaaf的反对意见,并且还坚持认为自己具有对参赛资格进行审查的权力。国际奥委会和iaaf都是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的成员。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的规定,它们都被视为已经接受了宪章中的仲裁条款。对于ahd的这个说法,iaaf决定退出仲裁程序,从而它离开了仲裁庭。 
鉴于自己对所涉当事方都确立了管辖权,ahd发表了一项先行裁决,即此案若与既判力原则相冲突的话将不会被受理。但在该案的裁决中,ahd指出博曼和国际奥委会都不是iaaf仲裁的当事方,而且,在向ahd提出申请时,纠纷中的问题已经被扩展了,因此,ahd能够就博曼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尽管如此,ahd还是维持了iaaf先前的裁决,因为iaaf的仲裁庭所作的裁决,证据充分有效。此案中ahd是作为iaaf的上诉机构而运作的,它声明,取消博曼的参赛资格是有效的,在后来的比赛中,这位运动员被禁止参赛。[36]
在后来的梅林特(melinte)一案中,ahd同样是根据对博曼一案的审理来进行裁决。梅林特是女子链球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国际奥委会确认了其在悉尼奥运会中的参赛资格。但是,因为梅林特曾在2000年6月7日罗马尼亚田径联合会进行的药检中呈阳性,使得iaaf根据此项检测结果于9月17日梅林特参加比赛时,暂停了她的比赛,并取消了她的比赛资格。这起兴奋剂案件的裁决体现了iaaf对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具有管辖权。[37]
梅林特案中提出了许多已经在博曼案中所出现的法律问题,ahd在裁决该案时是依照它先前的裁决来进行仲裁的。与博曼案的情况不同,尽管iaaf仍然拒绝参与仲裁,但它还是同意若有需要将出庭聆讯。cas将这个纠纷中的问题和博曼案中的类似问题区分开来,并且,由于国际奥委会未取消梅林特的参赛资格,cas拒绝受理此案。ahd还驳回了这个主张(即iaaf对cas的管辖权表示异议),因为运动员被驱除出赛场而引起的纠纷是属于《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所规定的情形。梅林特提出仲裁不符合正当程序,而cas则以梅林特所提交的材料与提交给iaaf的相同为由驳回了她的申请。最后,仲裁庭还是未接纳她的意见,其上诉被驳回。但ahd也指出了这并不能被视为是对梅林特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认定。更进一步说,仲裁庭进行裁决只是上诉者所采取的一种紧急救济措施。因此,iaaf的仲裁程序首先是在各成员国国内的体育组织内部进行,其后再在iaaf内部的专门仲裁庭中进行裁决。[38]
ahd保留了其对iaaf的专门仲裁庭的管辖权,并认为自己对紧急救济措施的申请具有决定权。实际上,每个仲裁分支机构都保留了其自身的管辖权。尽管iaaf的仲裁机构始终都认为ahd无正当理由阻碍运动员寻求救济,但是ahd还是坚决认为它对与奥运相关的纠纷都具有管辖权。 
最后还有一案,该案解决了ahd和iaaf之间的管辖冲突。当事人是墨西哥的一位2万米竞走运动员——色古拉(segura)。该案牵涉到奥运规则中因犯规而取消比赛成绩的问题的仲裁。色古拉在一次比赛中胜出,并且在赛后约15分钟时,还接到了墨西哥总统的电话祝贺。但是,因为其在比赛中有三次犯规,所以成绩被取消了,他因此未能获得冠军。这个案件中,iaaf向ahd提交了申请,其是作为一申诉方而参与仲裁的,在仲裁中还提交了答辩状。
ahd认为,iaaf的有关规则中并没有运动员与裁判未及时就犯规事项进行沟通时其被取消资格是不合法的规定。因此,色古拉认为三次犯规的处理结果侵犯了他的有关权力的这项理由不为ahd所接受。
总之,iaaf对ahd的管辖权的承认是一段从排斥到接受的渐近的过程。最初,iaaf是否认ahd的管辖权,而且拒绝出庭参与仲裁,随后,它是作为一个听众,到最后它还是服从了ahd的管辖并进行了答辩。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从德国的新闻媒体对cas在前面两案中的裁决的表扬中明显地看出来。[39]
(四)审判模式
规则的第44条第2款以及奥运特殊规则第15条第b款项都赋予了仲裁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在第15条d款项中还有对审查证据的自由裁量权的规定。然而,cas的仲裁程序是一种混合的类型。其中有些是在大陆法系纠问式原则上进行的,而更多的是以正式的口头证据及提交意见书的普通法系对抗式原则上实施的。[40]结果是ahd保留了广泛的管辖权,以此对每个案件和客观事实的论证进行充分地研究与分析。这种仲裁程序是一个奇特的结合,它将大陆法系庭审过程中的纠问式原则与英美法系中的询问和交叉询问的原则综合在一起。在审理程序中,这二者时常发生冲突,兴奋剂案件中尤为明显,例如拉杜坎(raducan)一案。[41]
(五)国内法院的裁决对国际仲裁的影响
国内法院的判决常常影响着国际仲裁,悉尼奥运会上有两个案例正体现了这一点,并且还说明了对仲裁当事方的具体影响是什么。
第一个案子说明了国内法院的判令对一国际体育联合会的影响。国际举重联合会(iwf)接受了萨摩亚举重联合会(swf)颁布的一个禁令,禁止萨摩亚举重运动员奥非萨(ofisa)参加奥运比赛。[42]但是之后奥非萨又获得了萨摩亚法院撤消swf该项禁令的法令。cas认为法院的这个命令影响了swf,并且解除了swf对其运动员参赛资格的取消的权力。同时,ahd又指出萨摩亚国内法院的命令即使能够限制其国内体育联合会,但其不能约束iwf。然而,iwf又是根据swf的裁决做出决定的,因此,摩亚法院的命令使iwf在有关事项上的决定丧失了效力。于是, cas间接认定了国内法院的判决效力,从而取消了iwf的禁赛命令。
第二个案件涉及美国的两位76公斤级古典罗马式摔跤比赛运动员:马特•林德兰德(matt lindland)和凯西•希拉齐(keith sieracki)。[43]前者在奥运选拔赛中因对比赛结果不满,故向美国仲裁协会(aaa)的一分支机构(该机构位于芝加哥)提出仲裁申请。为解决该纠纷,仲裁庭提出再重新举行一场比赛。该场比赛中林德兰德赢得了胜利,按例冠军才有资格参加奥运比赛,但美国奥委会仍然未提名他参赛。林德兰德于是上诉至第七巡回法庭,[44]巡回法庭强制执行了aaa的裁决,从而使林德兰德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实际上,芝加哥仲裁庭提出的重新比赛开始之前,希拉齐向aaa在丹佛的仲裁庭提交过上诉申请,并试图通过上诉使复赛结果无效。但是后来第七巡回法庭颁布的执行命令使希拉齐的愿望落空了。作为最后一招,他就国际奥委会取消他的参赛资格一事向cas提交了仲裁申请。[45]但是,美国伊利诺州的地方法院以藐视法庭为由,同时也应林德兰德的申请,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希拉齐向ahd的上诉被中止。结果,希拉齐撤消了他的申请,而ahd也终止了仲裁程序。
这些案件表明了国内法院的命令虽然对其他国家的当事方没有约束力,但是对在该国国内的当事方却具约束力。这样,萨摩亚法院的命令虽然未直接约束iwf及cas,但却可以间接地约束国际体育组织对诸如比赛资格等事项的决定,从而发挥其影响。同样,美国法院的命令无权干涉ahd对有关体育的仲裁的管辖权,但却仍然能够阻止希拉齐进行此类救济。
(六)cas裁决与国内法的关系
前面部分阐述了国内的法院命令对国际仲裁的影响。但是,国际仲裁又是如何影响国内法院的判决呢?有另外两个cas的案例回答了这个问题。
上面谈到的拉古兹案[46]中,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肯定了cas的自主权并且界定了新南威尔士法院对一项cas裁决的审查范围。[47]在考察了澳大利亚奥委会、澳大利亚柔道联合会,以及位于瑞士的cas仲裁庭对运动员的多重管辖后,新南威尔士法院宣布了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无权就cas裁决书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尤其是新南威尔士法院的管辖权受到了1984年澳大利亚《商事仲裁法》中的排除性仲裁协议条款的限制。
还有类似一例,cas对拉杜坎[48]一案做出了裁决,但之后当事人拉杜坎又向瑞士联邦法院提出上诉。[49]上诉中,联邦法院认为即使是因对尿检所需提供样品的数量上存在疑问,但这并不妨碍ahd进行聆讯,因为它的回答仅限于事实问题。而且这些事实问题不能被认为对ahd进行仲裁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这里也不存在违背公共秩序的歧视性待遇问题。这种有关歧视性待遇的上诉是另一大类别。因此,瑞士联邦法院反对干涉调查取证(findings)以及ahd所做出的结论,而且它也不会因为尿检未取得所要求的75毫升最低量的做法而否定奥运会反兴奋剂规则所确认的严格责任原则。
总之,这两案说明了cas的裁决将是最终的且具约束力的裁决。同时,它还为复审规定了十分严格的条件。cas的裁决的执行将会予以严格的实施。瑞士联邦法院也会严格遵循1985年《纽约公约》中的有关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规定,即在一方当事人不服从裁决时,法院将强制执行cas的裁决。
三、结论
作为一个有效、独立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cas就如它的创立者们所期望的哪样正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它常常需要解答国际仲裁中所出现的法律问题。它的裁决也正反映了它在执行仲裁这项职能上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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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为sports law arbitration by cas: is it the same a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原载《帕帕黛法学评论》第29卷(2001年),101页以下(29 pepperdine law review 101)。
**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法学院教授,从1994年起开始担任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1998年担任体育仲裁院在长野冬奥会设立的临时仲裁机构的仲裁员,2000年担任悉尼夏季奥运会临时仲裁机构的仲裁员。本文翻译发表已经获得麦克拉伦先生授权。
*** 湘潭大学法学院2004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1] see matthieu reeb, digest of cas awards 1986-1998, (staempfil eds berne (1998) xxiii-xxxi); hon. justice kavanagh, the doping cases and the ne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22 un swt 721 (1992).
[2] olympic movement anti-doping code 1999 and explanatory memorandum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anti-doping code, available at http://www.olympic.org.
[3] cas在1983年——1998年期间的裁决的第一本摘录集发行时,cas的常务执行秘书首创这个术语。
[4] fifa, iaaf.
[5] see lauri tarasti, legal s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doping cases awards by the iaaf arbitration panel 1985-1999 (milan: sep editrice, 2000) (其中讨论了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的仲裁庭对cas所作的裁决进行解释的工作).
[6] see http://www.eaa-athletics.ch/iaaf01801.htm (最后访问2001年12月31日).
[7] code, at http://www.tas-cas.org/english/code/fracode.asp (最后访问2001年11月17日). 
[8] 在职业网球选手petr korda服用兴奋剂案件中,仲裁庭适用了英国法。see itf v. korda, tas 99/a/223 (未公布).
[9] 新成立不久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把期望组建一个所有体育运动都可适用的规则体系作为其主要任务,并且它还试图订立相关规则和协调不同的体育运动、联合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反兴奋剂规则和条例的实施。普通程序规则和特殊纠纷程序规则在cas的运行中得到发展,而且它们已经成为且将继续成为协助wada实现其目标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0] 作者曾担任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和2000年悉尼夏季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员,richard mclaren, a new order: athletes' rights and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 games, olympica, volume vii at *3 (1998) (作者在其中详细描述了在长野冬季奥运会上的经历);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 independent arena for the world's sports disputes, 35 val. u. l. rev. 379 (2001) (在其中作者详细描述了在悉尼奥运会中自身的经历).
[11] 有关悉尼临时仲裁机构的运作情况的讨论,参见michael j. beloff, qc, the cas ad hoc division at the sydney olympic games, 1 int'l sports l. rev.--(2000),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2001). 
[12] 体育仲裁院在悉尼的判决被结集发表。matthieu reeb, ed., cas awards-sydney 2000: 这些判决是由cas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设立的临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lausanne: icas, 2000). 
[13] 位于澳大利亚联邦共和国内的一个州,是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
[14]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后来成为美国国内体育麻醉剂检测机构,2000年10月1日其制定的规则要求北美地区的cas仲裁员为美国兴奋剂案件的裁判员,该机构的反兴奋剂规则也于2000年10月1月起生效。http://www.wada-ama.orghttp://www.usantidoping.org.
[15] 假设一方当事人的住所不在瑞士,仲裁庭位于瑞士的后果是导致1987年12月18日瑞士国际私法法典(它于1989年7月1日生效)的适用,尤其应适用该法典第12章的第176条即后面所称的《国际私法典》。因此,cas的裁决是终局的且有约束力的,除非被国际私法法典或瑞士法院组织法典所允许,对cas的裁决也不得寻求进一步的审查或对该裁决进行上诉。在仲裁审讯过程中的程序事宜上,《国际私法典》授予各分支机构的主席以任命仲裁员、提供临时救济、更换仲裁员(在法条第12章的权限范围内),所以在仲裁过程中,将可能不再需要瑞士法院协助。
[16]一项仲裁裁决仅仅是在特别情况可为瑞士联邦法院撤消(1)仲裁庭的组成存在问题;(2)仲裁庭缺乏管辖权;(3)仲裁庭仲裁的事项超出了请求的范围;(4)未能就请求的要点之一作出决定;(5)仲裁程序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6)仲裁裁决违反了公共秩序。no.5p.427/2000(dec.4,2000).有一项被用于上诉案例(来自于对ahd作出的关于andveea raducan案的裁决)中的特殊理由是建立在正当程序及公共政策所关注的事项的基础上的。  
[17] see raguz  v. sullivan, 2000 nswca 290; matthieu reeb, ed., cas awards-sydney 2000: 这些判决是由cas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设立的临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lausanne:icas, 2000). at 185(为raguz案的判决提供了一个先例)
[18] 1984年《商事仲裁法》第160条于1990年被修改为第100条,参见相关网站: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nsw/consolact/ca1984219.txt. (最后访问2001年9月21日).
[19] raguz, 2000 nswca 290, at 109.
[20] beloff, 2000 nswca 290, michael j. beloff, qc, the cas ad hoc division at the sydney olympic games, 1 int'l sports l. rev.--(2000),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2001), at 7 n.17.
[21] 如上所提到的第58条规则指导cas仲裁庭“根据可适用的条例和当事方所选择的法律规则”来裁决争议;若当事方未进行选择的话,则“依据做出该项受质疑裁决的体育联合会、协会或体育机构所在国的法律规定(这些组织在国内是有固定处所的)”来解决争端。见《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中第58条规则。相关网站见:http://www.tas-cas.org/english/code/indexr.asp(最后访问于2001年9月21日)。因此,在有关raguz选拔的仲裁中,那些与澳大利亚田径联合会有关的规则是由澳大利亚法律所解释的,并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所执行的。
[22]《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第 r51条,大多数世界性的体育机构的章程中都包括如此一项规则和条例,除了iaaf和fifa。 
[23]《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第r44.3条; special rules for the games, §  15(b), 相关网站见:http://www.tas-cas.org/english/rules/textes/reg;ementjo.pdf  (最后访问于2001年9月21日). 
[24]raguz, 2000 nswca 290. 
[25] 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 v. int'l olympic comm.,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01, award of sept. 13 ("perez # 1"); perez v. ioc,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05, award of sept. 19 ("perez # 2"); in re perez,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09, award of sept. 25, 2000 ("perez # 3"). 
[26] miranda v. ioc,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03, award of sept. 13, 2000 ("miranda # 1"); miranda v. ioc,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08, award of sept. 24, 2000 ("miranda # 2"). 
[27] raguz, 2000 nswca 290. 
[28] 在已决事项不再受理的原则下,若某一事项在先前已作裁决则不能对此进行再审。
[29] 这起先是临时仲裁机构在perez#3案例中所采取的立场。
[30] perez#3,arbitration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09 at 28.仲裁庭认为古巴国家奥委会已经关注听讯过程,并且实际上也向仲裁庭递交了书面答辩意见。仲裁庭已经做出裁决,即该异议请求(对古巴奥委会是有机会参与听讯存在疑问)应当直接交给瑞士联邦法庭而不是体育仲裁院。
[31]  这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在working for better law中报告的第xiv部分所发表的观点,参见相关网站:http://www.lawcom.gov.uk/library/lc242/part14.htm#para14.14,at 14.15,14.16。委员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其他第三方当事人不同意其有义务遵守仲裁裁决时,对他们的拘束的问题。 同时,委员会也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仲裁协定将因程序上对第三方有利而予以运行,以及创造一个程序上使第三方有权要求履行可实现的诺言的条件。但是委员会最终放弃了这种可能,它指出这是由于出现在仲裁协定的契约性质以外的问题所导致的。
[32] 颁布这些与奥运会有关的规则,是以增加体育仲裁规定的内容。而且icas根据章程中第6条第8款项所授予的权力将这些规则予以公布。og rules,http://www.tas-cas.org.
[33] beloff, qc, the cas ad hoc division at the sydney olympic games, 1 int'l sports l. rev.--(2000),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2001),其中包含有仲裁条款的精确内容和讨论。 
[34] baumann v. ioc,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6, award of sept. 22, 2000; segura v. iaaf,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13, award of sept. 30, 2000; melinte v. iaaf,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15, award of sept. 29, 2000.
[35] the jurisdiction to so act arises out of rule 21.3(ii) and 59.2 of the iaaf constitution. tarasti, seehttp://www.eaa-athletics.ch/iaaf01801.htm, at 171 and bevilacqua 25/11/96, iaaf v. federazione italiana di atletica leggera fidal at 143.
[36] first class verdict of guil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sept. 23, 2000; it is not over, it just started, saarbrucker zeitung, sept. 23, 2000 [hereinafter german paper].
[37] 参阅iaaf的规章条例中的第r59.2条(见关于baumann的案例,此案在国内未得到解决以致于不能适当地把禁赛指令施予一运动员,iaaf认为这种情况在禁止一运动员进行比赛时应予以考虑)。
[38] 参阅iaaf的规章条例中的第r59.2条(当iaaf反对一项国内体育组织的裁决时给予它将此案提交自己的内部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权力)。
[39] first class verdict of guil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sept. 23, 2000; it is not over, it just started, saarbrucker zeitung, sept. 23, 2000 [hereinafter german paper].
[40] beloff, qc, the cas ad hoc division at the sydney olympic games, 1 int'l sports l. rev.--(2000),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2001), at n.37 (该文讨论了澳大利亚的律师们的突出作用).
[41] raducan v. ioc,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11, award of sept. 28, 2000. 此案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了上诉,但后来被驳回。swiss tribunal, no. 5p.427/2000 (dec. 4, 2000).
[42] 见“萨摩亚国家奥委会诉国际举重联合会”一案。cas悉尼临时仲裁机构仲裁,2000年9月12日第2裁决书。作出禁赛的原因是运动员被宣告与未成年人有不端行为。
[43] lindland  v. united states wrestling ass'n, 230 f.3d 1036 (7th cir. 2000).
[44] lindland  v. united states wrestling ass'n, 230 f.3d 1036 (7th cir. 2000). at 1037.
[45] sierocki v. ioc,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07, award of sept. 21, 2000.
[46] raguz, 2000 nswca 290.
[47] raguz, 2000 nswca 290.
[48] raducan,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 sydney 2000) 011.
[49] decan, 5p. 427/2000 (dec. 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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